随着女篮半决赛不敌韩国，本届亚运会中国篮球各项均无缘决赛。 这个结果令许多人难以接受，其实对于篮球的问题，前篮协主席姚明2023年10月杭州亚运会结束后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就说过，国家队、本土联赛、青训，这三大块必须来一场刮骨疗毒式的全盘重塑，小修小改一点用都没有。 只是说这话的时候，中国男篮已经确定连续两次无缘奥运会，一年多以后，姚明自己也下课了。 姚明的下课是由于成绩不佳，也是他改革的失败。回到今天这个节点，篮球成绩并没有随他下课而好转，那回顾当初姚明为什么会失败，对当下也有镜鉴意义。 现在回头看，可以看得更清楚，姚明的问题，从他成为篮协主席的那一天就埋下了。 姚明想做的事情，本身并没有问题。在一个体育土壤正常的地方，应该先把金字塔底座做起来，扩大运动普及，再把职业联赛真正做起来，最后才用国家队成绩去检验整个体系。 姚明干的就是这件事，可中国篮球偏偏不是这么运行的。 中国体育评价一项改革有没有价值，长期以来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标准：国家队能不能出成绩。具体一点，就是篮球看奥运会，足球看世界杯。 至于联赛经营得怎么样、俱乐部赚不赚钱、青训体系有没有完善，这些东西都可以谈，但只要国家队成绩不好，前面的努力很容易被一句话否定。 这正是姚明最难处理的地方。 姚明最大的资本来自NBA，但他最有价值的那部分美式经验，在美国能够成立，到了CBA却处处撞墙。因为他低估了中国职业体育背后那张复杂的关系网，也低估了地方、体校、俱乐部和教育系统之间的利益纠葛。 NBA的职业俱乐部，本身就是市场主体。而很多CBA俱乐部的成长路径却完全不同。运动员从小就在体制里成长，很多地方俱乐部与体校之间存在长期绑定，人员、训练、资源乃至地方体育系统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所以姚明想建立的职业体育逻辑，和CBA原本运行的逻辑，从底层就存在冲突。 美国职业体育首先考虑的是俱乐部怎么运营、怎么赚钱、怎么把联赛的商业蛋糕做大，培养优秀球员是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CBA长期以来的底层逻辑是联赛要为国家队服务，俱乐部承担培养国手的责任。俱乐部花钱培养出来的球员，国家队需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征召，职业联赛想追求商业利益，又必须服从国家队目标，这种矛盾从一开始就存在。 姚明真正想动的，就是这套东西。 他曾经推动篮协退出CBA公司的股权，让各俱乐部形成类似NBA会员联盟的模式，先依靠俱乐部自身把第一个蛋糕做出来，再通过扩军和商业开发把整个蛋糕继续做大，最终激活多层次的职业联赛。 这个思路不难理解，难的是落地。 CBA形成封闭联盟之后，扩军没有真正形成新的增量，联赛内部又不断出现治理争议，从上海队相关问题，到陕西信达退赛，再到安徽文一背后的利益纠葛，职业联赛自身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暴露出来。 姚明有思路，却没有一支足够强的执行团队把这些事情真正推下去，连内部利益和人事关系都很难完全摆平，就更不用说要求地方体育系统跟着一起改变。 而姚明作为球员取得的巨大成功，又让中国篮球形成了一条非常明显的路径依赖。 从1996年到2008年，正好覆盖郭士强整个职业生涯，中国男篮的打法逐渐从外线驱动转向以内线为核心。姚明的成功证明了这条路可以走，于是姚明之后，中国男篮又连续出现了三代领军人物，也就是易建联、王哲林、周琦。 然而这三位都成了姚明改革的阻力。前两位的具体事迹我在这里就不细说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，这里单独说一下周琦。 为什么说周琦，因为他最关键。2019年男篮世界杯对波兰，周琦那次关键失误，直接改变了姚明时代的舆论环境。后来周琦与新疆队的合同纠纷进一步扩大，甚至惊动总局局长直接介入，基本也就断送了姚明对于CBA的改革。 这就是中国篮球的荒诞之处。姚明作为球员取得巨大成功，形成了中国篮球新的路径依赖，出现了三位内线接班人，结果这三个人，却从不同的层面，终结了姚明对于CBA职业化的改革努力。 人才培养方面，姚明同样做了不少尝试。 推广校园篮球和小篮球，是为了尽可能扩大选材面。与塞尔维亚篮协进行一揽子合作，是希望借鉴欧洲篮球的培养经验。请来乔尔杰维奇，则是希望用欧洲名帅改变国家队的训练和比赛方式。规则层面开始尝试血缘归化，也是现代职业体育非常常见的做法。 每一件事情单独看，思路都说得通。可中国篮球的青训从来不只是篮协自己的事情，校园体育背后牵涉教育系统，体育部门能够控制的资源有限。即便是选出了几个球员，也无法改变这套体系。 乔尔杰维奇的问题更直接，他的执教方式和中国球员的实际水平存在明显落差，球队成绩不升反降，甚至出现输菲律宾、输日本的局面。 李凯尔的归化方向没有什么问题，但他的技术特点并不是当时中国男篮最缺的那一块，最终效果自然也没有达到预期。 如果仔细观察乔尔杰维奇的执教方式，会发现他和姚明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。两个人都曾经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取得过成功，也都比较相信自己过去验证过的经验。他们习惯把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