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5年10月，北京昆仑饭店拍卖厅内，画家刘春华坐在台下，听着拍卖师一次次报出新价格。110万、120万、130万，数字不断上升，最终定格在550万元。这幅曾经挂在家中阳台、被冷落多年的油画，突然成为中国油画拍卖史上的焦点。 但这场拍卖真正引人注目的，并不只是价格。画作背后，还牵扯出作者署名、国家馆藏、著作权以及所有权等多重争议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作品问世后，毛主席本人曾指出画中有两处关键错误。 故事要从一场临时受命说起。 1967年夏，北京筹备“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”展览。原定参与创作的一名美术院校学生恰好回到大连老家，相关人员一时无法联系。24岁的刘成华经人介绍，临时进入创作组。 据相关回忆，筹备会议当天，刘成华到得较晚，只能坐在门口附近。没想到，正因为来得晚，他反而被点名承担第一幅作品，主题便是“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”。 任务并不轻松。刘成华前往安源，查看旧址，搜集工人运动资料，也翻阅毛泽东青年时期的文章、诗词和有关回忆。他很清楚，这不是普通历史画，人物神态必须让观众一眼认出。 草图画好后，他拿给路边的孩子看。孩子们脱口而出：“这是毛主席！”刘成华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对画家而言，人物像不像，不能只靠成年人的解释，普通观众的第一眼反应往往更直接。 真正的争论发生在画面氛围上。刘成华把毛主席安排在阴云笼罩的背景中，周围显得空旷而压抑。有人提出异议：“领袖形象不能画得这样沉重，也不能显得孤零零。” 刘成华解释说，安源工人当时生活困苦，阴云恰恰是时代环境的体现。如果画面一片光明，革命为什么还要发动群众？这场争论没有改变构图，画家仍按自己的理解继续创作。 展览开幕临近，画还没有完成。刘成华只好把画布带到展览现场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赶制。1967年国庆节，《毛主席去安源》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，署名采用了“北京院校学生集体创作，刘成华执笔”的形式。 作品很快引起轰动。参观者留下的意见和建议，足足写满了几本簿册。有人要求出版，有人表示愿意购买。1968年7月，作品被印成彩色单页，随报刊向全国发行，后来又出现在年画、宣传画和其他印刷品上。 同年8月，中国邮电部发行相关邮票。由于邮票上的领袖画像被认为不宜直接盖戳，邮电部门一度要求在信封空白处另盖日戳。这种特殊处理后来受到周恩来批评，邮政部门才恢复正常盖销方式。作品的传播规模，也由此达到极高程度，据当时资料统计，印数超过数亿张。 有意思的是，作者姓名也出现了变化。刘成华的名字在传播过程中被误写成“刘春华”，后来他索性改用刘春华这一姓名，并沿用至晚年。 关于画中两处错误，时间问题最早由王耀南发现。王耀南是安源工人出身，熟悉当地革命历史。他认为说明文字中的“1920年”并不准确，毛泽东第一次到安源应在1921年秋。 经有关方面请示后，毛主席回忆确认，1920年没有去过安源，1921年秋到安源的说法才是正确的。说明文字随即改正。后来毛主席审看画作时，又指出服装不对：“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衫，是穿短衣。”这便是标题中所说的两点错误：到安源的时间，以及画中的服装。 这番意见传开后，作品宣传逐渐降温。并非画作立刻消失，而是特殊时代的宣传方式发生了变化。刘春华本人也没有因此获得与作品影响力相匹配的经济收益，原画长期由相关机构保存。 1978年以后，社会文化环境逐步调整。1980年，各地博物馆处理部分特殊时期作品，刘春华提出取回原画。中国革命博物馆同意其办理手续，他随后凭北京画院公函取回作品。原画曾放在家中阳台，后来又存放于单位，前后沉寂了十多年。 1995年，安源陈列的另一幅复制作品已经损坏，刘春华希望让原画得到妥善保存，于是委托拍卖。建行广州分行以550万元竞得。价格创造纪录，却也埋下了产权纠纷。 1998年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将该画鉴定为国家馆藏一级文物。随后，中国革命博物馆以财产返还为由提起诉讼。1999年，另有两名参与创作的人起诉刘春华，要求确认作品属于合作创作。 2001年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，认定刘春华是作品的唯一作者，享有著作权；但法院同时指出，油画所有权属于国家，刘春华无权把它作为个人财产拍卖。由于相关诉讼已经超过时效，博物馆的返还请求未获支持。此后案件上诉，二审维持原判，围绕这幅油画的争论也由此留下了清晰的法律结论。 特别